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刻骨銘心的一年，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一年，更是足以鑒往知來的一年。
在2020年的年終總結《庚子風云啟示錄》一文中，我曾不無擔心的提出：“未來的經濟形勢，將是一個比熬的時代，只有熬到最后的人，才有資格去談明天”。
當時還有不少人覺得我危言聳聽，但無論從前三季度的各項經濟指標來看，還是從滴滴下架、阿里巴巴、美團接受天價處罰；萬億教培行業一夜塌方；房地產行業全面入冬……等一系列足以載入史冊的經濟事件來看，都說明這一預判不幸而言中了。
如今又到歲末年初，揮別2021的同時，也到了總結和展望的時刻。民營企業，特別是制造業過得究竟怎么樣？有沒有新的機會出現？
為了解中國當前經濟的最真實狀況，在2021年最后一個月，我深入了大灣區十多家典型中小制造企業進行深度走訪，足跡踏遍珠江兩岸，詳細考察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
這些企業有大有小，有傳統制造業，也有高新科技企業。在訪談過程中，那些苦熬經年的民營企業家們見到我，總帶有幾分希冀的問：“明年會好嗎？”但我的回答卻不免令人失望：“不光你們難過，所有人都難過；不光是今年難過，明年可能更難過，后年可能也好過不到哪里去。”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接下來的幾年，將是一場數十年未遇之大變局的開端。
中國發展的上半場已然結束，而下半場尚未開始。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舊規則不再適用，但新的玩法又沒有完全建立，所以你感到無所適從、困惑重重，都是正常的。
但同時，你也要深刻地認識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是所有人都能順利的走到下半場，環境的變化注定會淘汰一批人。水漲船高的時候，誰都能揚帆遠航，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候，才知道誰在擱淺而死。
生存還是死亡？擴張還是收縮？前進還是后退？堅守還是放棄？一系列彷徨和困惑，都交織在這個歲末年初的特殊節點上。
作為一個深度參與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歷程的觀察者，我想我有義務、也有責任來嘗試解答一下這些困惑。
觀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在和珠三角企業家的交流過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難”，幾乎所有的企業負責人都說出了相同的話：今年是最難的一年。
難在哪？
一難在勞動力成本上升，招工難。很多企業花大價錢都招不到合適的技術工人，這里面既有疫情的影響，也暗藏著人口結構變化的危機；
二難在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大幅提升。過去一年受內外因素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異動，傳統能源供給不足；
三難在受全球貿易形勢變化影響，關稅提升，出口疲軟；
四難在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面對中小民營企業，金融機構往往不敢貸也不想貸，最后給企業經營帶來惡性循環。
觀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當經濟最發達、市場規則最完善、外向度最高的廣東中小企業們都遭遇這“四難”時，足以說明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面臨一場嚴峻的考驗。
放眼全國，無論是以創新創意產業為主導、以互聯網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還是以傳統制造業、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高耗能產業為代表的舊經濟范疇，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瓶頸。
而民營經濟的生存狀況是市場經濟的晴雨表。民營經濟過得好，說明市場經濟發展勢頭良好，活力四射；反之，則是烏云密布，險象環生。而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毛細血管，發揮促進宏觀經濟“血液循環”的重要作用，一旦它們“偃旗息鼓”，再強健的巨人也會四肢不調、行動遲緩，所以找準問題的癥結非常重要。
矛盾的本質——五大關系失衡
我認為，當前企業發展所面臨的這些困難，可以從很多方面找原因，但無論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原因，現實原因還是歷史原因，結構性原因還是系統性原因，歸根結底，都指向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正處于上下半場轉型的關鍵階段，很多關鍵要素的關系沒有理順。
企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正是深層次矛盾的外顯。所以在這一部分中，我把最顯著的五個矛盾單獨拎出來，姑且稱之為“論五大關系”，與大家討論。
第一個，國際與國內的關系。
當前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內外部環境同時發生巨變的特殊節點上。充滿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和全球產業鏈的變化，都會深刻地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進程。
2021年，中美關系并未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樣得到全面改善，反而陷入了更為復雜的競合狀態之中。
美國勢力對華的戰略圍堵還在持續，臺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拜登政府比起特朗普政府，能夠更為熟練地操弄意識形態武器。相當于特朗普耍槍弄棒，拜登玩合縱連橫，試圖建立圍堵中國的統一戰線。
2021第九屆智綱智庫大會
另一方面，美國也表露出想和中國坐下來談一談的苗頭。這一年，孟晚舟回國，美國在對華貿易問題上出現了新表態，中美元首重啟對話。拜登政府為了重新坐在談判桌前，開始釋放出部分善意。但我認為，中美之間的關系短時間之內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改善，因為中美之間的矛盾，源于兩大無法回避的陷阱。
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通過伯羅奔尼撒戰爭，總結出一個觀點，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v觀人類社會幾千年來一共15次老大易位，其中發生戰爭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幾乎被認為是國際關系的鐵律。
美國作為多年來的老大，收拾掉的“老二”數不勝數，從一戰前后的英國、二戰時德國到戰后的歐盟、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體的蘇聯，都曾遭受過美國的戰略遏制。
在挑戰美國的“老二”里，中國是最特殊的一個。前蘇聯雖然與美國政治制度不同，但文化層面都屬于廣義的基督教文明。日本雖然文化上有特殊性，但在經濟上、制度上全面學習西方，唯獨中國是一個和美國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經濟體、制度體。中國的快速崛起，充分說明了“歷史尚未終結”，資本主義并不是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因此面對一個截然不同的追趕者，美國的態度是非常復雜的，也是難以接受的。
今天的美國，其實是被所謂的政治正確和強大民意所綁架。美國人戰后當了幾十年的老大，實力決定了它的傲慢。想要改變美國這種整體性的民意，短期幾乎不可能。
第二個不可避免的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歷史上很多國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東南亞的菲律賓等，都沒有邁過從中等收入到發達國家的這道坎。
今天的中國也面臨這個危險。14億人口中，還有大量亟待發展和致富的民眾。想要沖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科技將是重中之重，一個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綜合實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來中國可以模仿、跟跑，生產一些低端產品?，F在要想繼續前進，必須在科技上得領跑、突破，經歷升級改造的進程，從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則是沒有未來的。
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中國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中國，短時間內都是一個沒法調和的矛盾，這點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晰。
有一些人認為，近年中美關系的惡化，是由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太過于高調所致，這樣的看法無疑是在侮辱美國人的智商和決心。
中國像是初長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樹背后，無疑是自欺欺人。在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情況下，中美攤牌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在可見的未來，中美兩國一定是在長期的合作和競爭中不斷碰撞發展的，這個過程將起碼要持續十幾年。在這樣險峻的外部環境下，比“熬”仍在持續，日子難過是肯定的。
第二個，國企和民企的關系。
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大國企時代，“做大做強做優國企”已經成為了時代的主流。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做強國企是有一定歷史必然性的。一方面，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強，也更為可控。國企央企所承擔的使命和價值，不是單純的經濟功能，它是一股國家可以迅速調配、不計成本的龐大力量。
另一方面，現在的國際競爭，說白了就是技術實力的競爭，需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但創新就涉及到大量人、財、物的科研投入，而且不確定性很強，投資回報比很低。如果單純依靠市場，很難推動實現。但國企因為不是簡單的算經濟賬，所以能夠在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從事更多的基礎性研究，這是我國中長期產業升級，擺脫美國“卡脖子”的需要。
總的來說，每當一個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都要通過整合國家力量、增強內部凝聚力來渡過難關，不然強不起來。從古至今，中國的商鞅變法也好，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也好，道理和本質都是一樣的。今天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掙脫西方戰略圍堵，國企作為大國重器，表現得可圈可點。
這樣一看，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我這次在珠三角地區調研，一些中小企業負責人告訴我說，這幾年來，在“做大國企”的指導思想下，一些南下的央企在廣東業務擴張很快。
原本這是一件激發市場活力的好事，但個別央企不僅把業務帶了過來，還把官僚作風、主官意志等一系列非市場化的風氣也帶了過來。橫行霸道，不按牌理出牌，同時拖欠上下游資金的情況也很嚴重。再加上國企領導崗位一調整，時常出現“新官不理舊政”的情況，最后搞得很多中小企業合作商有苦難言。
前幾天爆出的案例十分典型。某巨無霸央企居然長期拖欠一家小餐館兩萬多餐費。錢數雖不多，但對于小本買賣來說，卻是重要的周轉資金，餐館老板百般追討無門，最后只得求助媒體，但在這種情況下，對方仍然叫囂“媒體算什么？”，其驕橫顢頇可見一斑。事情鬧大以后，最后推了一個分包商出來背鍋，但一個小小的分包商尚且如此，部分央企的霸道作風可見一斑。而民間的強烈反響，更說明這不過是冰山一角。
要知道，廣東過去四十年發展最本質的原因，就在于營造了完整的生態，喬木、灌木、野草各安其位，互相為用。作為家長的地方政府，倍加注意約束當地國企的行為，當與民營企業出現沖突時，往往會“先打自家孩子”。
但這兩年隨著南下央企的到來，情況卻發生了一些變化，地方政府無能為力，中小企業有苦難言，原先良好的營商環境遭到破壞，直接影響了珠三角經濟發展的根基。
另外，盡管政策上對包括國企、民企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都一視同仁，但我在調研中發現，在很多行業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民企從融資到拿項目都存在這樣那樣的“隱形門檻”。
最近，一個做工程監理做的相當大的民營企業家向我咨詢，要不要接受國企的收編？我問他為什么這么考慮，他說現在很多重大項目在招標時，明令要求只有國企能參加投標，民企被排除在了游戲之外。準備收編他的央企雖然一沒能力，二沒人才，但有資質，有平臺，他們想要活下去，就必須“帶槍投靠”。
這個現象讓我高度警惕，改革開放幾十年，多少先輩櫛風沐雨，好不容易把紅帽子摘下來，就是為了能夠更公平、高效的參與市場競爭，現在又不聲不響的戴了回去。
這家工程監理公司的遭遇，不僅僅是個別現象。
我在全國考察，發現很多原本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性的領域，項目方為了強調“政治正確”，往往存在偏袒國企的現象，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潛規則，也從側面助長了國企一家獨大的驕橫作風。
這樣一來，市場公平被破壞，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動力被削弱，問題非常嚴重。
縱使現在是“大國企”時代，如何清晰界定國企和民企的邊界？如何充分發揮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如何讓雙方優勢互補？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2021第九屆智綱智庫大會·王志綱先生現場咨詢
第三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主義風行全球，政府與市場，一直是市場經濟的兩個永恒要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完善的過程，也是我們國家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過程。
幾年前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時候，我曾專門撰文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就經驗，高度概括之后就是四句話：逼出來的改革、摸出來的市場、放出來的活力、擋不住的國運。這四句話流傳甚廣。如果我們掰開來看，這四句話里的前三句其實都是在講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歷史表明，市場經濟環境下，如果市場缺乏政府有形的手的調控，就會走向無序混亂和周期性危機；但如果政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甚至胡作為、亂作為，就會導致效率低下、浪費嚴重。所以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關鍵在于有所為有所不為。
應該說，在過去十幾年中，一些地方政府被高速發展給“慣壞”了。借投資拉動的大周期，通過土地財政的快速變現，大搞基建，加速債務擴張。這個閉環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尚可維系，但一旦遭遇經濟減速，甚至失速，就會玩不下去。即使中央幾番三令五申，要勒緊腰帶過日子，但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沒有轉變思路。
這些問題早在幾年前就已初現端倪。某縣負債上百億，財政瀕臨崩潰的新聞屢見不鮮。如今伴隨疫情等多重因素疊加的影響，長期量變迎來了質變，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開始集中爆發。
大手大腳慣了的人，一旦缺錢，總能想出很多哭笑不得的招數。前段時間，河北霸州違規出臺非稅收入考核辦法，就是意圖用運動式執法收費來解決財政危機。
我身邊的一位律師朋友也講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的當事人因為牽扯進一起案件中，被中西部某縣跨省緝捕，導致股價大跌，但當地政府隨后派出了一個常委來談判，話里話外的意思，只要繳納一定數額的罰款，幫當地財政度過難關，就可以從輕發落甚至免予處罰。
我原本以為這樣的現象，只出現在中西部個別地區，直到近期我在大灣區考察時，才發現情況比預想的更為嚴重。
某個經濟強鎮的有關領導告訴我，他們財政也遭遇了巨大危機，幾乎要到了發不起工資的地步。究其原因，原來是當地政府將一大塊土地出讓給了某房企開發特色小鎮，光征地一項就占用了大量財政資金，結果項目難以落地，政府的錢也不見蹤影。這種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類似行為，在全國各地都屢見不鮮。
前面說了有所不為的重要性，但在有些領域，政府不僅要有所為，還要大有作為。我這次在珠三角調研，看到了一個非?？上驳默F象，就是新能源產業在經歷了漫長艱辛的孵化過程后，終于開花結果。
新能源產業投入高，回報周期長，前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早些年市場上涌現了很多先行者，但都倒在了黎明前。沒想到就在最近這兩年，量變的積累終于實現了質變的突破，風電、太陽能等產業可以不再依靠政府補貼實現盈利。
對于先烈，我們心存敬意，但新能源行業崛起的關鍵，還是在于國家在戰略層面的重視，著眼長遠，久久為功。短期看雖然算不過賬，甚至還有很多騙補的惡性事件，但長期來看，卻為產業的升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中國的特高壓、光伏和電動車等領域，都達到了世界領先。特高壓的技術手冊和業界標準都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再比如光伏技術，現在已經完全做到市場化了，2020 年全球前 20 的光伏企業，15 家都是中國的。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也領先全球，隆基股份、寧德時代、蔚來、小鵬、理想等一系列企業紛紛脫穎而出，寧德時代的電池市場占有率以29.9%占據全球第一的寶座，中國新能源汽車生產規模還是保有量也都是全球最大的。
正是這一系列的成就，讓現在中國有底氣提出了碳中和的承諾，這是政府“有所為”的典型案例。
但令人遺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理順與市場的關系，對市場缺乏尊重。幾十年中國的發展生動說明了市場才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市場就像一把篩子，你是米、是糠、還是砂礫，由不得你，更不是誰封的，一切都取決于市場的動態淘選。糠往哪里走，米往哪里走，最終會自見分曉。
君不見，很多自封為巨人的企業，只要經不住篩子的篩選，無不損兵折將、灰頭土臉。而那些叱咤風云的商場巨頭，哪個不是篩出來的？
當年名不見經傳的華為，如今成了頂在中美交鋒第一線，堪稱中國脊梁的優秀企業，當時號稱“巨大中華”的另外三家，也曾被重點扶持，也曾口含天憲，而今安在哉？尚有一戰之力的中興，也是靠簽城下之盟才茍且下來的。所以，我們一旦丟掉了市場這把威力無窮的篩子，后果不堪設想。
第四個，一代和二代的關系。
傳承是人類社會一個永恒的話題，對于當下中國來說，則是一個極為特殊的話題。改革開放 40 年滄桑巨變，造就了一大批穩定的有產階層，他們改變自己命運、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這個社會的持續繁榮。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發生過的。
時光流逝，這一代人終于走到了要告別歷史舞臺的階段。未來 5-10 年，全國有 300 多萬家民營企業處于兩代人財富及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過去一年，從年初的雙匯父子大戰，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書，這一幕幕大劇的背后，都在警示著中國的民營企業，企業傳承是個生死攸關的大課題。
如今我到許多民營企業考察，發現不少二代已經走到臺前。我和這些年輕人交流時，發現他們的想法和父輩有了很大的不同。
老一輩創業致富后，往往缺乏安全感，想的就是怎么轉移財產，“換船”和“拆船板”比比皆是，這樣的案例我身邊就有很多。但新一代的這些年輕人們，比父輩受過更好的教育，留過洋鍍過金。而且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中國強勢崛起，而西方矛盾重重的時代，所以他們天然更有文化自信，更看好中國的未來，更愿意在這片土地上打拼出一番事業，甚至有一些在父輩已經移民海外的情況下，堅持重返故土創業。
這種苗頭的出現，對于中國經濟升級換代的價值非同一般，值得高度關注和支持。
針對那些不愿意接手企業的二代子女來說，我個人最看好的傳承方式，就是做慈善。我身邊有幾位很成功、也很低調的企業家的子女就專注在做慈善，他們本身的興趣就在做公益上。這種積極向上的力量，也是很值得鼓勵和引導的。
要知道，傳承不止是一個代際交接的問題，更是保障企業生命力的關鍵。企業是社會價值的主要創造者，是重要的社會器官，如果傳承問題解決不好，那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將不可持續。而傳承得以存在的基礎，正是尊重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讓有恒產者有恒心。
中外歷史的經驗不斷告訴我們，財富通過剝奪、均貧富等貴賤等方式來實現分配和轉移，結果是災難性的，對生產力也是極大的破壞，唯有通過有序的傳承，財富才能變成一種責任和力量，才能支撐起小至一個家庭、中至一個企業、大至一個社會的持續繁榮。
第五個，公平和效率的關系。
如果說“國際與國內”、“國企與民企”、“政府和市場”、“一代和二代”這四大關系，是針對社會現象的總結，那么“公平和效率”的關系變化，就是時代轉折最本質的內核。
今年年底，得到平臺曾讓我給出一個年度關鍵詞，我選擇的就是“下半場”。上半場四十多年的偉大成就，歸根結底，是每個人改變命運的欲望被充分激發。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效率優先，把人的創造性最大限度調動起來。
但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號召下，也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胡作非為都有理”的時代特色。一部分“能人”、“強人”先富了起來，一部分“壞人”也先富了起來。
很多發財的人在道德上很難令人稱道。一些人看到走歪路能賺大錢，就也跟著學“壞”。甚至有的人一邊罵著“潛規則”，一邊卻自己靠“潛規則”斂財。特別是資本市場，更是人性惡的集中體現。興風作浪的資本，敗壞社會風氣的同時，也在腐蝕中國的實體產業基礎。
但是到了經濟發展的下半場，特別是共同富裕的提出，意味著公平的地位會更凸顯，再靠“野蠻生長”發財就很難了。以往那些追求“翻跟斗”、高杠桿、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過歪門邪道，講故事、編概念、上市騙錢的玩法也結束了。那些唯納斯達克、華爾街規則是從，資本推動上市然后變現，留下一地雞毛的時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復返了。
最體現公平和效率關系轉變的，當屬房地產神話的終結。2021年9月份，恒大突然暴雷，帶動整個房地產行業掉頭向下，一時間曾經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哀鴻遍野、風雨飄搖。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依然抱有幻想，認為調控是暫時的，忍忍就過去了。
但其實變化從來不是突然發生的。昨日是明天的序曲，草蛇灰線，伏脈千里，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業為中國的城市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當然值得肯定，但是它的野蠻生長和高度資本化，也把地方政府、開發商和有產階層綁到了同一艘狂飆突進的船上。
我早在幾年前就說過，以恒大為代表的一部分房企，不轉型不改變玩法，死是必然的事，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恒大事件表明，這種把偶然當必然，以為做足夠大就可以綁架政府和社會的做法，在今天這個時代徹底宣告破產了。
中國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房地產泡沫必須要擠掉，這不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的問題，是非得著陸不可的問題，否則就會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
上個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已經非常明確地講了兩條底線，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從處罰一個企業，到整肅一個行業，再到清理一種玩法，這對于那些頭部的資本玩家和被資本瘋狂炒作的行業，是極大的警告。
社會公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維度，就是市場公平。我們看到過去一年國家在反壟斷上下了很大功夫，一些互聯網巨頭接連遭受處罰。
壟斷不僅體現在互聯網平臺上，下半年我在各地考察中發現，一些行業龍頭利用規模優勢拖欠供應鏈款項，占用上下游資金，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
典型案例就是美的。當地不少中小企業主反映，美的作為行業巨無霸，客大欺店，長期積壓供貨商款項。企業要想提前拿到資金，只能通過美的下屬的金融公司承兌高息商票進行資金周轉，實際上又經受了一次變相的資金盤剝，但誰也沒有辦法，只能默默忍受。
當然，我們不是說這些巨頭不好，像美的這樣優秀的民營企業，在市場上表現可圈可點，但由于所處的頭部地位，采用壟斷措施，擠壓上下游發展空間，這完全符合資本發展的邏輯。類似對中小企業的欺壓，在其他行業也不罕見，一些央企國企、房地產巨頭、甚至高科技公司如華為都被傳出有類似的行為。
我們要看到，這種壟斷帶來的惡，無所謂國企民企，傳統行業還是新經濟行業，這是資本集中和集聚的天性使然。所以中央當下對反壟斷的重視可謂正當其時，意義非同一般，而且未來還會更加強化，甚至常態化，這一點我高度支持。
一方面是公平與效率的天平回撥，另一方面卻是一些領域出現了矯枉過正的現象。而這種風氣如果不能及時扭轉，將會產生非常壞的影響。
過去一年我身邊就有民營企業家反映，有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的“響應中央三次分配號召”，給企業攤派捐款指標，不捐款寸步難行，把自愿原則嚴重扭曲。再加上網上乘勢出現了很多對企業家和富裕人群“喊打喊殺”的言論，讓很多企業家憂心忡忡，甚至感覺自己畢生心血賺來的錢，已經不太安全。近期以司馬南為代表的一批人對聯想的“輿論圍剿”，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表現。無論其中是非曲直，但小小一個視頻能引發如此巨大的反響，足以說明民眾的情緒和時代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節點上，更需要正確的引導。
無論是攤派捐款，還是對企業家的“圍剿”，都是對“共同富裕”的理解出現了偏差，曲解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段時間中央財辦的明確回應：“共同富裕不搞‘殺富濟貧’，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礎上的，不是強制的”，正是對這種思潮的回應。
我始終認為，當中國發展進入下半場，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一定要處理好。如果我們逆潮流而動，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不合理的效率犧牲為代價，為了公平而公平，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結局。
總的來說，這五大關系的暫時性失調，是當前我們遭遇困境的根源。當下的中國，就像一輛正在高速前進的汽車，在新舊交替的轉型階段，需要重新踩離合掛擋，這需要時間，更需要磨合。經過一年的觀察，我們都知道上半場已經結束，下半場即將開始，但怎么開始，不僅考驗著每一家企業的生存法則，更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2021智綱智庫大會現場
“三個不變”危中有機
如果說五大關系的暫時性失調，是當前局勢最大的變量。那么在變量之外，也應該看到不變的東西，也就是恒量，我把它總結為“三個不變”。未來的轉機，或許就藏在這“三個不變”里。
第一個不變，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長期不變。
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句話可以說是指導中國未來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是對我國發展階段最深刻、最根本的一個基本判斷。只要這個主要矛盾不變，中國未來前進的航向就是明確的。很多人今天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擔憂，擔心發展的轉向、調頭，歸根結底就是忽略了這一點。
正是有了主要矛盾這個基本判斷，國家才在此基礎上提出來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意味著原先粗放、低質的高增長的時代結束了，經濟為王，數字出官的發展方式轉變了。
在這種背景下，新消費需求、新技術引領、新增長模式都將導致整個環境重新洗牌，這不管是對于企業還是地方政府，都意味著無限的發展機遇。
第二個不變，是市場的決定性力量不變。
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二十年，市場經濟大潮洶涌澎湃，中國經濟實現了全球矚目的增長奇跡。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將相關表述改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三個字之變的背后，是對過去二十年市場經濟作用的充分肯定，更是對過去發展的經驗總結。
既然說要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就意味著以后中國的一切改革發展取向的最終標準是以市場作為最終標準，而不是長官意志，也不是眼前利益。至少在目前看來，我們尚未偏離這個標準。
我始終認為，只有當政界、商界和民間都認識到市場才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以市場為導向，需求為準繩，才能徹底激活市場的活力，走出當下的困局。
第三個不變，是人性不變。
歷史上發達國家生產力大發展的原因之一，正是解放了人性。把封建制下的人身依附關系徹底打破，將勞動力從封建莊園中解放出來，原有的生產關系被徹底砸爛。資本與人性的逐利，自發的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這就是把原本的“要我做”變成“我要做”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波瀾壯闊的歷史，是大江大海四十年的崢嶸歲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見證史。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國家治理，都離不開對人性驅動力的釋放。
當然，人性有善有惡，揚善去惡一方面要靠社會的引導，一方面靠自身的升華，正如管仲在兩千多年前所說的那樣：“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就是這個意思，千萬不能倒過來，樹立一個圣人的標準，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圣人。這樣只能產生大量的投機分子、“兩面人”和“偽君子”。要知道，在極端的善和極端的惡中間，有廣闊的中間地帶，在圣人和壞人中間，也有絕大多數的俗人。我們可以鼓勵俗人去做好人，但更要尊重這個現實，承認俗人的不完美，釋放俗人的創造力，才能讓整個社會變得充滿活力。
我始終堅信，無論世事如何變幻，人性是永恒的。許多道理很高深、光鮮，但說一千道一萬，都要回到人性上來。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告誡的那樣：那些設想中通往天堂的美好道路，往往最終把人引向了地獄之門。歷史的過往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相反，如果全社會人人都能夠尊重人性、尊重常識、尊重規律，那么一切有助于發展的要素都將充分的涌流，整個社會想不進步都不可能。
疾風知勁草
講完了五大關系和三個不變。我想說的是，越是艱難的時刻，越要依賴草根的力量，越要釋放民間的活力和創造力。
中國過去的輝煌，奠定于改革開放之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草根企業，支撐起中國今天繁榮的，無論是小草，還是參天巨樹，都成長于這片沃土；而承載起中國未來希望的，必然仍是他們。
為什么這么說？蓋因企業成功的密碼，大多掌握在這一家家看似不起眼的中小企業里。如果我們透過現象尋找本質，通過偶然來尋找必然，不難發現，凡是成功的企業都做到了三點：
第一，擁有科研創新能力。創新是國家發展的第一動力，是企業競爭的關鍵要素，且越是時局艱難，企業創新內功，有著很大的張力和韌性。
比如我此行考察的中南機械，就是一家具有創新能力的“大國工匠”。
這家企業成立有20多年歷史，在機械行業里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很多人用“上天、下海、入地”形容這家企業?！吧咸臁笔钦f他們是國產航空發動機關鍵零部件供應商，這些發動機被用在國產大飛機和新型戰斗機上；“下?！笔钦f他們船用柴油電噴式發動機關鍵零部件的供應商，這些發動機用到中國最大極地科考船“雪龍號”上；入地是說他們是石油勘探巨頭、世界500強斯倫貝謝地下2000多米鉆探機械手的零部件OEM企業，這正是國內中石油和中海油海上石油鉆機“卡脖子”的關鍵技術。
中海油在研發新型海上鉆井裝備時，委托他們生產很多關鍵零部件。經過三年多的合作，中海油高層認為中南機械是他們布局海上石油裝備行業絕佳的合作伙伴，并且提出組建混合所有制企業，布局海上石油裝備生產基地。
再比如是去年疫情突發，他們僅用10天的時間就開發出擁有2000多個零部件組成的口罩機，解決了國內外口罩生產裝備嚴重不足的問題，企業也獲得了良好的收益。
中國經濟進入到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實業企業面臨著巨大的轉型難題，同時，又迎來了超級的成長機會。在這個大轉折的時代，積極整合和培養企業的創新能力，可能是下一輪持續發展的勝負手。
第二，擁有填補市場能力。我經常講：細節決定品質，品質支撐品位，品味完善生活。高質量發展的時代是一個追求美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內需得到充分釋放的時代。
灣區之行中，有一家規模不大的順德家具企業卻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小小的座椅就能研發出幾十種不同的使用場景，包括商務辦公、機場、醫院、養老院、學校、幼兒園等等，盡最大限度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場合的消費需求。把一些原本被德國、日本長期占有的細分市場重新奪了回來，靠的就是對市場的敏銳嗅覺和快速迭代的服務能力。
第三，掛檔國家發展戰略。很多中小企業體量雖小，卻對時代機遇非常敏銳，對市場反應也很敏捷，擅長把自身經營發展與國家戰略需求相結合。不少企業在做的是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的重點領域，比如“雙碳”戰略。
此行考察的一家民營企業叫漢宇集團，老板石華山癡迷技術創新，我把他稱之為“夢想發明家”。老石在水泵領域的產品競爭力，打敗了原先的霸主德國人，占領了全世界60%的市場份額，他的團隊把在水泵電機領域的研發核心能力應用到健康馬桶、汽車水泵、洗碗機水泵等多個領域，發明出很多新型產品，甚至能夠參與國際競爭。
最近，他更是將新研發的伺服電機核心技術應用到節能減排中，在山東和一家傳統造紙企業合作，花了3年時間改造生產線，研發出一套造紙行業節能綜合解決方案，投產之后企業節能可以達到20%，當年即可收回改造成本。未來這套方案可以用于造紙、石化、鋼鐵等耗能產業，在“雙碳”戰略的大背景下，他們面臨的將是一個千億級的市場。
總的來說，對大灣區民營中小企業的考察，給我帶來了很深的啟發，讓我在一片悲涼的大環境之中，看到了一個若隱若現的新格局。
四十年來，中國的草根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已經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生態，其中有像華為、寧德時代、阿里這樣的參天大樹，有像大疆、海康威視這樣茁壯成長的喬木，也有無數像中南機械、漢宇集團這樣的小草。
大樹令人稱羨，但我們也同時尊重那些默默耕耘的小草，這些草根企業不管時局冷暖，一直專注自身領域默默耕耘，腳踏實地，反而做出了很多了不起的創新。
智綱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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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草根的力量在熱浪奔騰、光景好的時候尚不顯山露水，一旦等到潮水褪去、水落石出，就會迸發出一種日積月累的能量。一幕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生態畫卷正在徐徐展開。
在可見的未來，從新能源汽車到雙碳技術創新，這些新技術迭代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與之結合的新應用場景一旦出現，將連帶引發不可想象的商業前景。這種透過一絲縫隙，打開一個全新世界的能力，也是未來民企最具潛力的發展路徑。
尤其是高質量發展、內循環的時代基調之下，全球產業布局正經歷新一輪大洗牌，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巨國市場，這些創新玩法一旦搶占制高點，很容易玩出全球第一。毫不夸張的說，這些新生事物里正孕育著上萬億的市場空間。
時代呼喚草根力量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寒冬凌冽正昭示著春天的到來。事實終將證明，當下的困難只是暫時的，壓力越大，越彰顯出草根企業的韌性。
我們要做的，是重拾對市場的敬畏。要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缺的從來都不是人才，而是生態和環境，只要寬些尺度，給些空間，多些信賴，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無窮的。
我們要做的，是更加鼓勵這種迎難而上、堅韌不拔的草根精神，因為這種草根精神的背后，承載的是企業家們努力改變命運的渴求和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從福耀玻璃曹德旺到華為任正非，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所孕育的企業家精神已經深刻證明了這一點。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我始終相信，千千萬萬的草根企業支撐了整個中國市場經濟的繁榮。
在昨天那個時代下櫛風沐雨，有的人長成了巨樹，有的人成為了傳奇。當中國經濟全面進入下半場，一個新的時代更加呼喚草根精神，我們無比期待有更多草根企業突出重圍。
還是那句話，未來這幾年，是一個比”熬“的時代，但經過一年的煎熬，我們已經證明了，中國依然是高度不確定的全球經濟中最大的確定性。
我堅信，眼前發生的一切，只是中國走向復興道路上的一個坑洼，而這一條路，離不開每一個草根的力量。（完）
